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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诗歌语言风格的讨论

时间: 2008-10-25 01:06:27 作者: 佚名 点击:
    诗歌创作进入九十年代后,便进入一个众家迭出的阶段。名家辈出,诗坛时有新的诗人,新的创作理论出现。在当时的诗人中,以诗人西川、于坚、韩东、张曙光、陈东东最为突出。他们在继续着80年代中后期诗坛掀起的一股“口语”做诗的热潮。诗人们对“口语做诗”进行了理论和创作实践的阐释。在理论上,这些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欲“诗歌推向日常经验的领域”,他们认为诗歌是“日常经验的呈现,必须依赖口语。”【1】但是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口语写作”的结果却使诗歌远离了“诗美”——诗歌语言的典范美和典雅美,诗歌缺少了诗味,丧失了含蓄美。口语化写作与玄奥、晦涩的语言风格共同构成了当下诗歌的特点。

    但是,各个诗人又各不相同,西部诗人的诗歌或者大气,或者轻柔,或者安静。例如:娜夜、马非、杨梓等人。女性诗人的独特体验又造成了女性诗人的诗歌语言风格与传统的不同。在追求语言风格的口语化时体现出与男诗人不一样的风格,自白式语言明显比男诗人多。例如:蓝蓝、陈鱼、鲁西西、尹丽川等人的诗歌。而诗歌的智性化风格,在今天诗歌转型时期又再次出现新的变化。其主要的变化是因为时代的变化和哲学理论的进步带来的诗歌创作的变化。总体来讲,九十年代后,诗歌的语言风格是趋向了多元化,但是在这种多元化中,又能够找出其共同点。我就诗歌语言风格的不同特征着重讨论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语言风格的智性化

    诗歌语言风格的智性化,是指诗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哲理化和理性思考。我国诗歌语言智性化由来已久。白话诗语言风格的智性化则是从胡适提出了我国诗歌的白话文以来才开始的。白话入诗使中国新诗废除了诗歌的格律和韵律,我国诗歌得到了一次语言大解放。但是,那时的诗歌尽管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但其局限性也是不言而愈的,总体上讲,那个时候的诗歌只注重语言工具的更新,并不考虑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和要求,使有些诗歌远离了“诗味”。非诗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偏离原有的艺术轨道。早期的白话文诗歌其实就是诗歌的散文化,对于冲破当时的形式束缚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忽略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征。不过,早期的白话诗或者反应现实,或者张扬理想,虽然在思想上过于单薄,缺乏形而上的思考,但是毕竟小诗在引入哲理化情思中下足了工夫,使诗歌的“智性”成分加强。这种非意识的诗歌探索为后来的诗人进行哲学的深思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冰心的《繁星》:“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天空,/何曾听得见他们的对话?/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2】诗以极其凝练的语言,勾勒了一幅清幽、明丽、自然和谐的图画,十分含蓄地抒发了自己对“人类之爱”的追求。

    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社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机制在各部门,各行业,各个领域也纷纷健全和完善起来,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竞争,为推动时代的进步而竞争,为激活、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里而竞争。还有就是,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出现之后,给九十年代文学带来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新质。九十年代中期,一股势头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显示出创作的活力。一批立足于社会生活底层的中青年诗人,积极关注当今转型期现实的热点问题,以平民的意识去探索、思考改革中的种种无奈和隐患,表现出了分享艰难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精神。联系到当前世界文坛上的回归社会现实,回归文化传统的潮流。诗人注意到竞争意识对于诗歌的创作的影响。随着我国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和都市人职业结构的复衍,原有的以小农经济形态为背景的市井文学和革命化的标语式诗歌在名副其实的向现代都市文学转化,诗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注现实的态度来歌颂城市化,或者表达人们在城市化面前的困惑和责问。人一思考,便把所思考的问题转向了生命的本质。现实既哲学,生命既本源。当诗人们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所创作的诗歌也自然而然的表达了生命。都市规模的宏伟化、社会消费的超前性、金融意识的成熟度、科技的发展等等因素都影响到了诗人的思考。因此,我们在现在的诗歌中总会看到诸如《国家》(王艾)《夜间祷告》(孙文波)《我在上海的失眠症深处》(陈东东)这一类表达这种因城市化而出现的困惑的诗歌。还有像《裘皮店》(韩作荣)《今天没有空难》(匡满)《送儿子到美国》(王家新)这一类写生活之实的再现生活而毫无艺术修饰的诗歌作品。可以说,这两类诗歌分别是当今诗歌的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出现的原因都是一致的,殊途同归。都是人们在思考存在于城市中,存在于人群中的孤独所发出的声音。诗人所使用的一些词语也渐渐告别了过去的那种平淡、温和。而是转向了一种晦涩的玄奥的写作。阿斐在他的《处境》中写道:“在中信广场/我开始上升、膨胀/我长成了高楼大厦/我与天空比肩┅”【3】。这首诗在语言上追求不可能:“我”开始“上升、膨胀”,“我”长成“高楼大厦”,这是诗人在城市化面前发出的智性声音,是理性思考下得出的哲理幻想。

    这是一个转型时期。按照诗坛的说法,90年代末21世纪头几年,诗歌出现了一个低谷,这个低谷,了解诗坛的人都知道并不是写诗歌的人少了,反而是写诗的人是增加了,主要的是读者群体的减少,这意味着诗人的诗歌创作不再具有普遍价值,不再具有为社会立范的功能,而是成了诗人个体的性情抒发,读诗歌的群体也局限于诗人群体和学者,诗歌成为一种一般人不愿涉足的孤独文本。诗歌陷入的是空前孤独境地,诗人陷入孤独的自我欣赏中。就诗歌本身来讲,诗歌就是诗人传达对于世界和人生感受的特殊方式,因此诗歌语言风格应该具有一种美,被大众所接受,而不应该成为诗人自我欣赏的物件,或者几个别掌握经验密码的人欣赏的文学。这种美是理性思维和智性思考带来的诗歌语言风格的智性化,或玄奥或晦涩都不要紧,只要是对生命的内在感受,从而使诗歌驱逐了夸大的抒情性,加强了诗歌的深刻性,追求诗歌哲理意蕴。这本身就是九十年代诗歌转型的基础。诗人对世界的压抑感受通过诗歌语言外化,使诗歌语言本身变的晦涩难懂。

    晦涩和玄奥作为当下诗歌的一种语言风格,并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属于诗歌之内的凝聚了诗人深邃情感的智性写作,如果用心去品读,完全可以找到一条暗道,或迟或早地进入诗人丰富的精神空间。但是,晦涩如果只是情感疏松的技巧表演,或者用技巧来填补内心虚空的语言游戏,那诗歌就流于时尚,失去了诗歌的哲理性。像《我在上海的失眠症深处》(陈东东),语言晦涩玄奥,但是在读的过程中便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思想压抑,压迫着人深入到生命的本身去思想这个世界。还有《今天没有空难》(匡满),这首诗歌在表面上是对一次空难的陈述,但实际上包含了诗人对于科技文明给生命带来的本质影响的深入思考。

    二、诗歌语言的地域性风格

    自古以来,我国文学的发展便呈现出地域性特征,《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既以其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独具特色的民族特色流传后世。其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和风土人情民俗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色。我国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创作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地域性特点,风格各异,各有所长,又相互影响,相互包容,形成了众彩缤纷的局面。在各种地域流派中,以西部最有影响。西部诗坛曾一度沉没,九十年代后获得了再度辉煌,一批西部诗歌新秀相续脱颖而出,以其顽强的耐力与实力打破了多年来西部诗坛难耐的沉寂,创造出西部诗歌一道新的亮丽风景,同时其与东部诗歌不一样的美学追求和诗情风采,也昭示了西部诗歌新的成就和新的变化。

    九十年代西部诗坛的特点是诗人阵容相当庞大,根据不完全统计,影响乃至在全国的影响比较大的有新疆的沈苇、秦安江、曲近、北野等,甘肃有娜夜、古马、叶舟、张子选等,青海有马非、马丁、燎原等,宁夏有杨梓、梦也等,西藏有贺中、维色、刘志华等,另外军旅诗人王九幸、马萧萧、朱增泉等。这个时期现成如此庞大的诗人阵容,可以说是西部乃至全国都是比较少见的。另外,诗人的阵容不仅庞大,而且分布范围广,不再集中于某个省或者某个地区,而是覆盖了整个西部地区的各省,同时诗人的身份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流寓和移民诗人外,土生土长的诗人也增加了不少,像扎西才让、旺秀才丹等。这样使得西部诗歌在创作上更加开阔,在语言运用上具备了更多的多样性,也使西部诗歌创作超脱了原来的狭小的“边塞诗”范围,而具备了真正的西部特色。像甘肃诗人娜夜的《生活》:我珍爱过你 / 像小时候珍爱一颗黑糖球 /舔一口马上用糖纸包上 /再舔一口 /舔的越来越慢 /包的越来越快 /现在只剩下我和糖纸了 /我必须忍住:忧伤 【4】。我总认为:西部的每座城市得有一位女性,它应是这座城市最华美的衣裳,这位女性应当是温和的,谦让的,有时候也应该有些特立独行,并且是艳丽多姿的,精神上能自恃、青春、富足,从而在暗处引领这座城市的精神一个女人。兰州的娜夜便是。娜夜的诗歌语言感性而不泛理性的思考,沉着而不缺诗人的疯狂,是在所有西部诗人中独自具有轻柔和善良的语言风格的诗人。在九十年代的西部的诗人中要寻找一位诗人中的水乡妹子,那么娜夜就是。另外,我觉得娜夜语言有一种华丽,华丽的让人感到凄迷,让人忧伤。女性的质感表现在诗歌语言上,使娜夜的诗歌具有独特的温和,不像别的西部诗人语言的豪迈和悲壮。另外一个诗人则没有娜夜的轻柔与凄凉,有的只是西部诗人的悲凉与苍老,语言的重金属感让人窒息,他就是阳飏,他的诗歌,意象是潮湿的,语言透着一股水的味道,但是满篇的诗歌都是充满了厚重的思考,压抑的人无法呼吸。当然,他的诗,在不同的题材中,诗歌语言不同。长诗的狂放不羁,短章的张弛有度;草原的自然化,城市的平民化和社会化;历史的简洁,现实的紧张……语言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腔调、一种音高。语言随内容变化而变化。正是对语言这种运用自如的能力,实现了他对题材诗意的捕捉和挖掘能力。语言使他题材领域扩大了。像他的《在山西喝竹叶青酒》:凡是去过山西的人都说/一定要喝汾酒或竹叶青酒。【5】语言接近口语的张弛,凝练而富有力度。

    在西部土生土长的诗人中,扎西才让是最有成就的一个。他能够熟练的运用汉语创作诗歌,他的诗歌是汉语言与西藏独特的民族风情相结合的产物。语言在汉语与藏语的结合过程中显示出轻巧和安静,这与西部诗人的努力在诗歌寻找一种苍劲的语言风格不同,他安详、宁静,像是一个小孩在讲述一个故事。洒脱中见分寸,绚丽中显本质。但也就是这种洒脱赋予了诗歌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张弛有度,他把汉语驾驭的得心应手。如他的代表作:《在世的倒影》:群岛已退隐山林,野兽深匿了它的踪迹。/我一个人坐在山坡上┅┅。【6】这首散文诗的开头几句显示了诗人与世无争的心态和洒脱的语言风格,他的诗不会引起半点涟漪。语言唯美而富有动感。不故作艰难的寻找。那些直抒胸臆的散文式倾诉与独白,都有极具诗性情怀的心理色泽、音乐格式,和语言的诗性魅力,这种质朴亲切中的诗美质地。再看他的《八月》:太感伤了啊,我的青春时光像干草一样,被一车一车运走。/每一车都蕴藏着隔世的月色,每一车都有黄金打就的阳光。┅┅【7】语言的灵动感受,洒脱中现出诗人的审美追求。读他的诗,几乎都能从诗歌语言的表面读到其背后或明或隐的主观化了的客观形象。如果说诗人的每一首诗都创造了一种不同的语言组合方式和境界的话,那他的每一首诗都描绘了不同的主体现象。比如诗中描绘最多的“我”的形象,每一首中的“我”都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的“我”综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我”的形象。应该注意的是,扎西才让前期的诗歌语言还有一个普遍的特点,这就是比较注重韵律美。他的许多诗歌,尤其是那些反映爱情的抒情短诗,总是很讲究段落上的对整、应和与押韵,读起来很上口,易于朗诵和记忆。而后期和最近一段时间的诗歌已经撇开了这种特性,开始在形象和语言的力度上做文章,从而在结构上显得随意和简约。在最近所创作的诗歌中,他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显示出冷峻、沉稳、精瘦和内敛的特性。这说明诗人已经告别了他青春的梦幻时代,开始冷静地直面生存的这个世界及其世界对他的刺激了。

    东北诗人乃至整个东北文学都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流亡过程,这主要是因为抗日。这种长时间的压迫和奴役使东北诗歌或多或少具有了某种奴性。再加上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靠近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使东北诗人在翻译俄罗斯诗歌作品的同时引进了他们的创作方法和理论,在语言是也多受其影响。因此,东北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一种翻译文学,翻译式的语言风格,具备了俄罗斯诗歌的某些语言风格。这些特殊的原因一直影响着东北诗人的创作,到九十年代以来也一样。前者使东北诗歌具有奴性,不仅是诗歌的思想和理论上的,还包括语言上的。后者使诗歌在语言运用上具备了俄罗斯诗歌的那种韧性,常常表现为平静的语言夸张的意象,这是别的地域诗歌所不具备的。例如桑克的诗歌风格,他的诗歌近乎一个小孩子的嘟囔,在平静的语言下面埋藏着巨大的思想洪流。语言天真纯静,没有反抗性,但是在这种不明不白的嘟囔语言中,表现的是诗人对历史的反思和追问。

    江浙一带的诗歌语言风格则是充分吸收了水乡特色的方言后转化而成的。除了具有水乡语言那种特有的水的柔性和韧性外,更多的则是吸收了当下诗歌转型时期的智性化风格,江浙诗人自九十年代以来,具有了更多的理性。例如小海的《岁月的花朵》:“我似乎听见了你们的声音/遥远又宁静/就像歌和琴弦上的光芒/我常常摸索你们的声音/但此刻/我不能再想起谁/只好无言地坐下/静听这岁月的花朵凋零”。这首诗语言简练,富有张力,简单的几个词语就说出了面对时间流逝的无奈。

    而地处洞庭湖南北的湖南湖北的语言风格则具有更多的乡土气息,就语言的风格上讲,湖南诗人的语言风格是最不现代化的。也就是说最能够保持语言的原来的那种乡土韵味,并不过多的受城市化的影响。像湖南诗人刘犁,他的诗人本身就是一把土,在表现乡土风情和农村生活的同时,其语言也保持了乡村生活那种质朴和洁净。再如胡建文的诗歌,虽然深入到了内心的写作,但是并没有矫情和放纵的倾向,依然表现为一种安静的状态,语言风格深刻而独到。例如他的《内心的冬天》

    在众多的富有地域特色的诗人群落中,校园诗人群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首先,校园诗人居住在校园里,正宗的科班出身。其次,校园诗人来自各个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民俗背景,因此其对传统语言和对诗歌转型时期的语言变化的接受能力各不相同。第三,校园诗人并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基于这三个原因,要明确的划分校园诗人的地域特征是很难的。校园诗人的语言风格本身就具有多样性。要讨论其特色有语言风格,就必须明确诗人的出身、年龄、经历等等因素。不过,虽然说校园诗人是个特殊的诗人群体,但是在诗歌创作的语言风格上,还是有共同点的。例如他们所固有的理性。像诗人胡建文的:“”

    三、女性诗人的语言风格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苹果树上的豹:女性诗卷》,2002年海风出版社出版了《狂想的旅程:新女性新诗歌》(95位女诗人)。另外,沈阳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女诗人抒情诗丛",大概出版了12位女诗人的作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左右推出并陆续出版了"中国女性诗歌文库",入选者也有10多位。另外,在民间,也即在非正式出版界,2002年黄礼孩与江涛合编印行的《诗歌与人--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收录了103位当代中国女诗人的诗,可谓阵容庞大。民间诗歌刊物中,自1998年创刊的女性诗歌刊物《翼》刊就发过近40位活跃在当代诗歌界的女诗人的作品。等等。通过这些数字,可以肯定的说,九十年代后,女诗人的创作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现在,一个女性写作者比一个男性写作者更容易出道,因为她可以打着性别的招牌,"美女作家"是个招牌,或即使现在不够美,也可以书写"曾经失足的美女"的忏悔录。九十年代的女性诗人层出不穷,其花样也层出不穷,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如宇向、莱耳、蓝蓝、沈娟蕾、陈鱼、巫昂、鲁西西、丁丽英、小安、千叶、尹丽川、吕约、曹疏影、穆青、路也、燕窝、安歌等,尹丽川把“下半身写作”引入诗歌创作,从而名嘲一时。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在语言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自白话语。但实际上,在自白的风格之外,还有陆忆敏注重内心审察的冷静风格的作品,翟永明写作风格中所具有的观察与叙事性特征。“在“女性诗歌”的批评话语中,“翟永明”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一个象征,一栋“女性主义大楼”里的“安全通道提示牌。”【8】她在我国诗坛上的地位是不言而愈的,被誉为我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她的语言风格透着一种“善与怕、躲闪与责任、游移与坚定”【9】例如:翟永明的《母亲》: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 /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我的心只像你 /你是我的母亲,我甚至是你的血液在黎明流出的 /血泊中使你惊讶地看到你自己,你使我醒来┅【10】这首诗充满着母性的爱,说是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不如说是诗人在写自己。语言在形式上是半自白的口语写作,善性的口语,对传统诗歌语言的逃避和害怕。虽然在其中包含了诗人对语言的独特驾驭能力,显示了诗人对语言的观察能力,有气势,有微妙。其变化多姿。但还是与那个时代女性诗歌的语言特点相一至的。再如小安,她的语言单纯,安静,观察准确,简约,以及整体上有种神秘感。但是也是自白式的述说。小安以写短诗出名,短诗造就了她的诗歌必须简练、概括性强,但是她的短诗在具有了这两个特征后开创了自己的风格。风格因素更多地联系着语言的物质性特点,联系着诗人的呼吸、声音、响亮度、节奏感、语速、语感等,但是小安的诗歌在简短中透出无限的响亮度和节奏感。

    四、诗歌语言风格的庸常化

    近几十年来,大众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在成长,尤其是在城市中,大众文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更是得到快速发展。诗歌作为古老的文学样式,同样在适应历史的潮流。以更积极的态度,更新颖的语言风格去体现生活,去关注日常生活中平庸的一面。因此,诗歌语言风格也开始转向关注世俗、平庸。

    诗歌语言风格的庸常化,更确切的说,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倾向。语言庸常化后,其结果是诗歌创作的难度降底。难度的无力使矫情之风大盛,对难度的回避,让文字滞留于泄情、滥情与煽情,不由分说地将自己的所谓隐私与非隐私等流水账式的炫示;在语言方面,散文化或不如说是日常生活用语随意堆积,审美格调降低,牵强而做作;在题材方面,尽取些生活的隐私,暴露生活中的阴暗。往深层看,体现出写作者对自身、未来的无法把握。如果说物质的压力与引力使现阶段诗人精神秩序紊乱、无规则、无理想、无目的、无标准,此说似乎又不准确,因为并不只“诗人”这个群体是这样。也就是说诗歌大众化开始了,写诗的人不再局限于诗人,凡是有生活的人都可以写诗,都是“诗人”了。形式对于诗歌的限制越来越小,诗人们不再追求诗歌在语言上的那种简约,平淡,朦胧,柳絮轻风。而是随心所欲,没有束缚。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词语经常出现在诗中。一些暴露隐私的词语和恶心恐怖的词语也经常出现在诗里。例如:前者如避孕药、胸罩,后者如棺材、尸体、血液等等。

    从诗歌本身的语言追求来看,语言的庸常化倾向并不值的反对,基于情感力度的庸常化语言风格,是可以读出韵味的。但是,有些诗人的诗歌庸常到低俗、龌龊的地步,这对诗歌语言的审美是大有害处的。如果庸常化的语言是庸常生活的深度书写,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美的体现。是语言在诗化过程中自然体现出来的结果。但是,如果庸常化的语言风格只是诗人一种才尽的语言转换,而在思想和创作手法上没有突破,那么这种诗歌便缺泛应有的诗味,缺少诗歌的审美特征,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诗歌语言风格的庸常化特征表现在朦胧的意绪,无意识的流动,不可透性,以及即语言本身的各种意义层次;创作时尽量打破合理性与习惯性,通过刻画来反映一种思考;手法是描述和暗示,注意节制情绪、感情;在意象的表现上,是尽取平凡、庸俗、龌龊、血腥的词语来修饰意象。在诗歌题材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状态的入诗,细小情节的入诗,以及一些隐秘事情的入诗。例如写拉屎,写撒尿,写吃避孕药等。

    在现今的诗人中,用庸常化语言风格来抒写日常生活状态的深层感受的诗人,例如古马。古马是属于那种不太认真写诗歌的诗人,如果说他是真正的在写诗的话,那么他也只是在表现一种状态。他的诗歌语言中经常出现一些恶心的词语:血、尸体等等。例如《蒙古马》一诗的后一段:在异乡的黄昏/旅人感觉落日是挑在刀尖上灸烤的/一块带血的牛肉而不易察觉的笑了【11】。这里,诗人把落日比做:“带血的牛肉”。在《新的一日》:进行中的黎明/一口红漆棺材/盛殡着黑夜的尸体。【12】这里,诗人用“棺材”“尸体”渲染了黎明的恐怖。对于古马这类诗人,其诗歌语言的庸常化代表的是九十年代以来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前面说过,只要语言庸常化是对生活状态的深度表现,那么庸常化的审美趋向是积极的。不过,像这种近乎隐私暴露的语言方式很难把握,没有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是操作不了的。因此,有很多诗人在尝试这种风格时都没有取得预期的审美效果,反而使诗歌流于庸俗,得不偿失。因此,其结果也就是会遭到淘汰的。例如尹丽川的诗。这个把“下半身”引入诗歌创作的诗人曾经名动一时,其原因就是在诗歌的意象选择中开发女性下半身。她在《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中明确的讲:“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13】。这句诗歌表现了她的创作倾向和语言倾向,那就是“再知识分子一点在民间点”。用语不避俚俗。在她的《公平》:“当我看见一对壁人/手挽手走过,眼里有着/器皿的哀愁。/就像这世间,那些公平的事/合情合理的主张/青梅竹马的爱情/白白地流在地上/像那些营养丰富的精液”【14】。连“精液”这样的词语都出来了。

    九十年代是我国诗歌的发展阶段,也是我国诗歌的一个新的转型阶段。有评论说,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在文学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诗歌暂时睡去,但不是死去,它正在寻找一种更合适的生存方式。正如前面所讨论到的,诗歌在语言风格方面趋向了多元化。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特色,或大气磅礴,或柳絮轻风,或在玄奥和晦涩中探讨人生的真谛,或在近乎口语式的显示生活的状态。因此,诗歌正是在寻找更加合适的方式,更加健康的审美取向,以期得到另一次高峰。九十年代诗歌的成就是不容怀疑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合时之音。

    注释:

    (1)曹文轩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 作家出版社 2003.383页

    (2) 冰心 《繁星·春水》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1页

    (3)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张清华 1页

    (4)娜夜 《娜夜诗选》 甘肃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5)《星星》诗刊 2006.3 第60页

    (6)(7)唐欣 《梦中的旅途——甘肃70后九人诗选序》 甘肃文学网

    (8)(9)拉家渡 《翟永明:是我越来越接近自己》 羊城晚报 发布日期: 2003年6月11日

    (10)翟永明 《翟永明诗集》 成都出版社,1994年

    (11)(12) 甘肃文学网

    (13)(14)《再舒服一些》尹丽川著 中国检察日报正义网

    参考书目:《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卷》张清华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年中国诗歌精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星星》诗刊 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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