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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良知

时间: 2008-10-25 02:35:35 作者: 佚名 点击:
    我总习惯于黄昏下的漫步,让健朗的步伐踩踏上古代文人曾经驻足的地方,从而可以亲切地触摸到中国文化的兴盛与衰颓、自豪与无奈。可是,时间一长,年龄在历史的冲刷下陡然加剧,也只能够彳亍踽行,步履蹒跚。

    于是,我喜欢上了贵州的黄昏:贵州的黄昏很安静,也很简单,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历史大现象被它坦然地送给了北方,而自己则安静地等待从政治风暴中自愿或被迫抽身而出的文人士大夫,然后把他们放在青山绿水中去酝酿蒸馏,塑造出一个个名垂宇宙的文化大师,而它却不为装点门面,只知道为他们遮风避雨。

    时间已过千年,山还是一样的山,水还是一样的水,而人,则不知这样传了多少代。

    一

    今天我也踏上了这块神圣的土地,而我站的地方,是贵州的修文,在明朝的时候,这里是著名的龙场驿站。

    为何要选择这个地方,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前几天听朋友提过,说有一个地方我非来不可,我马上就意识到是这里,因为在五百年前,有一个著名的文化人曾经来过,而这个人又足以支撑整个明朝后期的思想史,他就是王阳明,字守仁。

    千里跋涉,万里迢迢,有时候就只为了一个人,甚至,只为了一种意象。

    王阳明先生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三十八岁,在这里的时间也不长,仅仅为两年。他来这里的原因说起来很慷慨,在明朝武宗时期,刘锦与马永成等八个太监专擅权事,号称“八虎”,歼宦当道,忠良们自然于心不甘,在正德元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选等二十一人,上书弹劾“八虎”,而反被“八虎”下了锦衣卫狱,这可急坏了这位二十岁出头的血性汉子,他奋笔疾书,上章言事,他上章的目的并不在于一个什么样的公道,而仅仅出自于一种文化使命,结果很简单:廷杖五十。

    光天化日之下,扒光裤子,一五一十地打了起来。早上还斯斯文文,晚上就要丑态毕露,廷杖的伤痛,往往并不在于身体上的摧残,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隐痛。苍白的肌肤在啪啪的棰打声下变得殷红,撕心裂肺的号叫由刺耳变得微小,整个梃杖过程结束后,一堆死肉掺不忍睹。

    可是,王阳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位从小习兵练武的浙江人,竟然没有死。

    没死的结果就是被贬谪,被贬谪到的地点就是我现在站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都不繁华,而在五百年以前的这里,更是一片荒凉。更何况,王阳明来到这里并不是一翻风顺的,刘锦看到王阳明还没有死,就想在路上暗害于他,行至钱塘江,这个年轻人急中生智,写了遗书一封,说是遗书,也就仅仅短短几个字,然后纵身跳江,把帽子浮在了水面上,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假象:王阳明逃走了。

    在中国古代,投笔从戎的故事并不少见,而像王阳明这样文武双全的人实在不多。闻鸡起舞、习兵练剑,志在精忠报国,而现在一切的用处,反倒蜕变成一种逃生的手段,这种逃生即便成功,又有什么意思呢。王阳明孤身逃进了武夷山,浙江的父老乡亲们则痛苦万分,特别是他那须发俱百的老父,更是呼天抢地诅骂时运不济,明明出了一个英雄,浙江留不住,中原留不住,而到最后,还是山水接纳了他。

    王阳明的处境更是痛苦,生怕因为自己逃跑的事情而连累到自己的父老乡亲,他出武夷、入江西、经湖南、赴贵州,然后来到了龙场,他那双已经长满了老茧的双脚终于在这个地方停驻了。说来也真是奇怪,中国文人的脚总是喜欢走路,但是不管怎么走,还是离不开家,家里有的是日日思念儿子的慈母,而外面总是抬头望月、低头思乡的游子,两边虽然在地理上隔着千里万里,而在心灵上,总是能奇怪的扭结到一起。

    王阳明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正德四年的春天,这里的山水一定清明,因为,一位旷世的思想家已经来到了这里,而且不久后,一种旷世的思想马上又要诞生。

    这里的一切远比王阳明想象的要艰苦,没有房子,没有官秩,更重要的是没有书,没有剑。没有房子,可以穴居;没有官秩,反到清闲。而没有书,没有剑,这位年轻人是怎么也按捺不住的,他除了传递邮件,开课讲学,然后就剩下了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参禅悟道。

    年轻的时候他也这样悟过,他看了朱熹的“格物穷理”,马上就到房子后面找到了一片竹林,悉心格之,就这样过了七天,不但没有格出什么理来,反而害了一场大病。这次悟道,地点静谧,景色优美,我敢说,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一个旷世的大思想家,在这个地方,他彻底的否定了朱熹,对一个学术权威的否定,要的不仅仅是学识,更多的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心境。当一个大师否定另一个大师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方式也就要发生变革了。

    王阳明悟道的结果,说到底就是对人本身认识能力的一种肯定,世界上不仅有理这个条条框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还是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尽管这个认识有些偏激 ,但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提出来,还是难能可贵的。整个近代哲学认识论的主题,竟然在贵州的这个小镇,一个中国人也体认到了,而他的认识,一点也不比康德、黑格尔差,也不比贝克莱、休谟逊色,只不过,这样的认识,不是产生在窗明几亮的研究室,而是产生于一个荒凉的地方,一个清冷的夜晚。

    二

    可惜,清净的日子还没有几天,他又得风尘仆仆地上路。

    这一年是正德五年,朝廷的乌烟瘴气开始云开雾散,太监刘锦在刽子手的刀下被剐得支离破碎,我曾经在《明史》中读到过这位权倾朝野的大太监接受剐刑时候的记录,整个行刑过程历时三天,在他肝肠毕露的时候,他竟然还能吃能喝,他到死也没有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自咎,也许真的他也用不着自咎。

    王阳明这时候还没有闲工夫来欣赏这样的血腥大戏,他只知道现在的皇帝还不那么糊涂,他还大有施展拳脚的可能,就是李白那样飘逸的人也始终没有忘记要做官,更何况一个从小就凶怀大志的王阳明呢!

    天公做美,时机马上来临。

    江西、福建、广东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正德十一年,朝廷决定严厉镇压起义军。打仗需要将领,而时至武宗时候的明朝将领,大多是文恬武嬉,没有实际的能耐,在兵部尚书的推荐下,一向没有主见的皇帝下令派王阳明出马。时年四十四岁的王阳明,这时候还在家乡养病,任命的谕旨一到,既然事情这么紧急,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就是累死,也要为皇帝去死。

    等他到任命地点的时候,他刚刚是四十五岁。四十五岁的年龄,血气方刚,一边是朝廷的安危,在他那个时代,这就是天下大道;一边又是贫苦百姓,在儒生眼里,这就是天下苍生。看似有两个选择,实际上是没有选择,苍生与大道,违背哪一个都是历史的罪人,史笔如铁,一个文化人当然知道其中的分量,知道事情的深浅。而如何抉择,往往是人生中最大的难题。

    年轻时候匡扶天下的决心还在,为君尽忠的观念还在,皇帝对自己的器重还在,最重要是:自己还是大明朝的臣子,不为国分忧,还算什么臣子?横下一条心,他跨马提刀,带领着千军万马,和势单力孤的农民军作战,然后把俘虏们一个一个地杀掉,为了打胜仗,他不光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人格,甚至连一个军人的道德底线也没有把握住,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整天花天酒地的荒唐君主。

    他没有犹豫地这样做了,他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人们的唾骂,得到的是天下士人的心寒,一个口口声声致良知的大学问家,你自己的良知到底到哪里去了。那么,那个最应该肯定他的君主对他又是怎么样呢?有一年,王阳明粉碎了宁王的造反,这对皇帝来说,无论无何也是好事,可是他马上受到了糊涂皇帝的猜忌,最后还差一点就送了命,经过如此的折腾,王阳明似乎有些明白,自己明明是一个学者,有何必辛辛苦苦去钻进政治的旋涡呢?他辞了官,继续的做了他的文化人,可是他做官的心还远远没有死。

    三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化人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们人格定位的复杂性。刚想用文人疯狂的话语痛痛快快地喊几声,马上又因政治的掣肘而喑哑;刚刚想兴奋地拿起笔,马上又因为尘世的杂务而束住了手,就这样几番耽搁,几番抵拒,不觉已到了晚年,即使有所希冀,只恨白发苍苍,腿脚蹒跚。

    岳飞《满江红》表达的是这样的悲剧: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辛弃疾的《破阵子》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悲剧,壮士的豪情还在,只可恨,白发骚首。其实,焚膏继晷,通宵达旦又能怎么样呢,能挽留住岁月的变迁吗?如此的人生重负,怎样挣扎也仅仅是苟延残喘而已。然而,这样简单的道理,他们不明白,王阳明也不明白,虽然时至暮年,但是心还没有老,还没有死;虽然退出官场,但是心还没有凉,也还没有冷。任命的圣旨再一次的送达,虽然他病入膏肓,推拒了一番后又马上起程。

    他又血腥地镇压了广西的农民起义。学术思想可以讨论,政治主张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真正的好人绝不会去有意杀害无辜者。天下与良知,王阳明选择的是前者,我不禁要问,难道文化人格的力量真的就如此的脆弱吗,连最应该做些什么的文化人也仅仅知道去糟蹋它。

    夕阳已经西下,借着一点余辉,我已经隐隐感到,整个明朝的文化史到王阳明这里就应该完结了,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我已经不想看了,好在王阳明的身体还很强健,《明史》上对他的嘉奖,也仅仅是这样一个方面,后来的人,恐怕连这样一个嘉奖也奢侈了吧!

    邓荣栋

    初稿作于2005年10月3日

    修改稿作于2007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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